中国改革需要开列“负面清单”(转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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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9月29日正式挂牌，同时公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(负面清单)，网吧、博彩业等190小类经济行业被列为外资禁入或有限制要求的领域。对未列入清单的外商投资一般项目，将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，把项目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，把原来合同章程的审批改为备案管理。(相关报道见07版)
　　“负面清单”是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，其直接作用是列出不开放的行业和受限制的商业活动的清单，明确限制或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和行业的范围，清单之外的领域和行业对外商充分开放。此次上海自贸试验区公布的负面清单，共涉及18个门类、190条管理措施，约占试验区内1069个小经济行业分类的17.8%。从国际经验看，这一比例比较适中，体现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诚意和力度。
　　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，是国家为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。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创新“试验田”，上海自贸区承担着在较短时间突破现行体制困局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，以示范效应带动、服务全国的重任，其探索和创造的经验，可望对其他地方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。自贸区首推的“负面清单”特别管理措施，就应当是这样的改革经验。
　　在一个日渐开放的市场，禁止和限制企业投资的行业和领域应当越来越少，允许企业自由投资的行业和领域应当越来越多，以“排除法”明确企业投资的禁区和限制区，比以“列举法”划定企业可以投资的范围，不但在技术上更为便捷，在道义上也更有优势。“负面清单”管理模式最大的亮点，就是以“排除法”明确了企业投资行为的禁区和限制区，在禁区和限制区之外行业和领域，企业享有充分的投资自由。这不但减少、弱化了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管制，也简化了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管理手续，大大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，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；更重要的是，它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自身改革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——政府必须加快自身改革，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，才能适应并服务于贸易自由化、投资自由化、金融国际化、行政精简化的要求，而这正是上海自贸区被赋予的四项改革重任。
　　由上海自贸区说开去，推而广之，以“排除法”明确企业、社会和公民权利的禁区和限制区，意味着需要以“列举法”规范、限定政府权力的行使范围。对企业、社会和公民权利而言，“法无禁止即自由”，禁区、限制区之外即是自由区，禁区和限制区越来越小，意味着企业、社会和公民权利的行使范围越来越大。与此相对应的是，政府权力是“法无授权即禁止”，凡法律未列举政府可以行使权力的地方，都是禁止和限制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。随着缩减行政审批事项、转变政府职能、向社会和市场下放权力的政府改革不断深入，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势将有所缩小，边界将日渐清晰，意味着政府行使权力的禁区、限制区将越来越大。
　　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成为重要议题之一。中国改革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，就要为企业、社会和公民权利开列更具体的“负面清单”，同时为政府权力列举更规范的“正面清单”，使企业、社会、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各行其道，各敬其事，共奏深化改革开放的和谐乐章。
   
   
   
   
   
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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